通关系出城。

政局的动荡加上秦翰的恶劣影响，广信的富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广信撤离，人走了也就算了，走时带走了大量的贵金属和钱币，而他们留下的产业和带不走的财产，却不能抄没，强行抄没只能是饮鸩止渴，加速人心的背离。

“这些个王八蛋，卷款就走，良心都给狗吃了。”

“魏大哥，这些货好歹也值不少钱，暂且压在府库，来日还能卖不少钱。”

“没用的，货再多再好，不对路子有什么用。广信现在缺粮，大户手中有粮，但却封着走人不卖，有什么用。”

“不是可以征粮嘛，商贾走了，不能强征吗，萧儿记得小时粮官每月都要上门讨要粮食，官府就不能强征他们的粮食吗？”

“征是能征，如此一来影响将甚为恶劣。”

商贾归根到底是老百姓，是群众，其本质并没有因为财富而发生变化，但强征老百姓和强征商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。

老百姓的流动性差，祖祖辈辈一辈子生活在一个地方，若非日子过不下去，很少愿意迁徙到外地讨生活，而且外地的生活，也不一定比本地好过。

其次老百姓手中的资本和物资保有量稀少，主要的资本形势是生产资料，和个人的劳动力创造的田地产出，在时下制度的保障下，国家可以有效的将普通百姓的财富，以合法的手段征收入国库。

正因为老百姓的财富保有量少，所能产生的经济流动性规模相对恒定，与人口基数直接挂钩，且活性很差。

因此时下人口的保有量，直接决定了国力的强弱，因为人口是基础经济活动的必要生产资料。

而商人是经济生产活性增量的主要来源，甚至在当下是唯一的来源。商人创造越多的财富，其缴纳的税赋的量，是寻常百姓的数倍乃至数万倍，商人越多，商业越发达，国家经济的活性和税赋增量也就越大。

如梁国，国土很小，养兵却不比咸国少，究其原因，其商业的发达和传统政治遗产，使得梁国的财税的总量咸国的三四倍。

故而处置商人和处置百姓，所要顾及的方方面面截然不同，造成的政治、舆论、经济影响也天壤之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