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我国纵然国库殷实仓储丰厚，亦不能改变。

因此我军应在今年夏季显露疲态，而同时三月间国库应该下拨钱款，从各地采购粮草军需以补充仓储，因而我军今年夏季便会陆续丧失用兵之力。拖至今年年底，国力进一步消耗，我军便只能被迫回到桌前与卫梁长孙三国和谈，故而关键在于此时至今年夏初，是我军最佳用兵时。

而晋国距西海遥远，消息传递不畅。我军自去年十月起兵至今也不过四五月，只够晋国以快马东西往来一趟，因而此时晋军反应迟缓，加之开战前联络西海四国联兵，最快也该在今年入夏之前完成准备。

到那时，咸军多半已经开始与卫国和谈，晋军若在西海用兵，卫军将经由中原直扑燕国，继而由燕国一路西进扫掠歧国，如此晋与四国联兵陷入恶战，晋国即便取胜也是惨胜。

但倘若我国将杜锐勋手下四五十万降军提前放归西海，等着晋军的恐怕只有灭顶之灾。且按诚道派料算，我国必然会为一雪当年江东前耻，而助卫御晋，如此可轻易削弱晋国，同时挑拨晋咸关系埋下祸端，乃至日后诛杀副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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